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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少年过去,很多人已不在世。我活到这个年纪,知道许多人后来的情况,就像故事知道结局一样。但是很多时候,我脑子里出现的,还是他们当年的模样。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,真是年轻。
口述/杨苡
整理/余斌
陶琴薰
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。她是陶希圣的女儿,小我两岁,比我低一班,我们经常在一起,无话不谈。我叫她“陶陶”,后来我女儿喊她“陶陶姨”,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,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。据沈宁说,他母亲跟他们说过不少她和“静如阿姨”当年的事。我和她,真是可以称为闺密。
1944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陶琴薰
在中大,晚上她常拉我去吃湖北米粉,因为贷金饭吃不饱。现在想来可笑,就因为吃米粉的事,两人一度还生分了。同学徐丽霞有次问我,你们吃来吃去的,都是谁给钱?我说多半是她。这是事实,我身上没钱,和在昆明时完全是两回事了,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。徐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,陶说,谁付钱还不一样,分什么彼此?不过是我给的多些。徐丽霞就跟我说,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,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。徐家里是教育部的,日子过得比较紧,她以为陶琴薰家也那样。其实陶希圣就陶琴薰一个女儿,很宠她。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,陶琴薰再拉我,我就不肯去了。老是不去,她觉得奇怪,后来调整宿舍,我们不住一个屋,慢慢就疏远了。不过有事时她还经常想着我。
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《戏剧春秋》,顺便领我..日报社见见她爸爸。陶希圣我早就知道,一来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是他执笔,二来他是“高陶事件”的要角之一,后来脱离汪精卫回到蒋这边。我在联大时他曾到学校做报告,讲时事。据说会场挤满了人,听的人很多。我对政治不感兴趣,就没去。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,他穿件长袍,没官架子,像个读书人。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。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,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,之前就跟她爸爸说过。
1945年我生赵蘅的时候,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。那时沈苏儒(沈钧儒的堂弟)开始追她,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,已经追她有一阵子了,追得很厉害。她犯愁,问我该怎么办。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,姓陈的已经工作了,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。我说,姓陈的绝对不行。其实我也没见过陈,听陶琴薰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。我只是因为他给..做事,在我看来,那就是“吃党饭”的。
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。第一个孩子满月时,他们从上海到南京,给孩子办满月酒。那天她也请了我。他们住在破布营,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,请了五六桌。席上什么人都有,我记得我那桌有当过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。酒店有一间休息室,保姆和小孩待在那儿,敬酒时就把孩子抱出来,到各个房间,一桌桌地让大家看。我印象深的是,吃过饭,陶希圣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,好多人围着他,问他对时局的看法,应该如何“应变”。那时是1948年,..大势已去,亲..的人很焦虑。我们想的却是,“天就要亮了”。
陶希圣
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,即使这样,陶琴薰还是选择留在大陆。陶希圣当然是希望全家人一起走的,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一段时间再开,为的就是带走陶琴薰。但陶琴薰拒绝了,她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。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,反..的,沈苏儒显然受到了堂兄的影响。..成立后,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,家搬到了北京。我只在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时见过她一面,虽然他们那时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,情绪倒还不错。等我从东德回来,得知陶琴薰、沈苏儒双双成了右派。我们通信不多,但一直保持着联系,“文革”一来联系就彻底中断了。1972年我被“解放”,到北京去探亲,我哥哥杨宪益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。我向他打听沈苏儒,他哪里知道,只是说,说不定已经死了。后来我终于打听到沈苏儒和陶琴薰的情况,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照。二排左二为陶琴薰,三排左三为沈苏儒
陈琏
中央大学有不少..要人的子女,除了陶琴薰,我比较熟悉的,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。陈琏小名叫“怜儿”,“琏”是从“怜”来的。她出生后母亲患产褥热去世,陈布雷很痛心,迁怒到她,发狠要把她从楼上窗户扔下去摔死。她姑妈不敢明着阻拦,只说周围都是官邸,弄得众人皆知不大好,不如我抱出去。后来家人告诉陈布雷,小孩已经被扔到嘉陵江里了,实际上当然没扔,在悄悄养着。过了一段时间,陈布雷气头过去,有点后悔,姑妈才慢慢说出实情。陈琏生下来就没了母亲,还差点被扔掉,很是可怜,小名就叫了“怜儿”。虽然我们成为同学时她早用了“陈琏”这个学名,但平时我们还是“怜儿”“怜儿”地叫她。她姐姐也在中大,小名叫“细儿”,和我也熟。
陈琏
陈布雷
陈琏上过西南联大,学地质,不过我在联大时不认识她,到中大借读后才认识。当时中大宿舍各系混住,陈琏姐妹和我是同房间的室友,住了一年,后来按系住了才分开,不过都还在三舍。因为同宿舍,接触就多。那时候赵苡才一岁多,刚断奶。天冷,我买不起毛线,赵苡没有厚袜子,脚冻得生疮。细儿、怜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粗的纱线,两人连夜给赵苡织了一双袜子。
同学们对达官贵人的子女多少都保持点距离,但对陶琴薰、陈琏姐妹是例外。陈布雷家教很严,陈琏姐妹没一点架子,生活也很朴素。像陈琏,永远穿一件蓝布旗袍,从来不涂脂抹粉。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成地下党的,反正后来大家都晓得他们夫妇俩不一般。她丈夫袁永熙是北大的,因为搞地下工作,在同学们眼中有点神秘。在联大时有一阵儿,好几个地下党同学忽然就不见了,其中就包括张定华、陈琏。也许她那时已经是cp(..)了,我不确定,但她是群社的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后来我听说陈琏被..抓起来了。
1948年我在南京街头遇到她,就在文昌桥那儿。我又惊又喜,问她怎么出来的。她说是“夫人”说了话。“夫人”指的是宋美龄。宋美龄跟蒋介石说,怎么能把他们抓起来呢?这像什么话?!我一听说“被捕入狱”,想到的都是酷刑啊,枪毙啊,连问她,在里面受苦了吗。她说没事,还笑嘻嘻地说,早上喝白稀饭,有油炸花生米吃。还有一次,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我又遇上她,她很兴奋,有几分神秘地说:“天快亮了。”
她被放出来后就去了编译馆,就是我哥那里。我俩最后一次见面,是我去看她。我事先没打招呼,他们夫妇和别人约好了吃饭,正从家里往外走。我老远看见就喊“怜儿——”“陈琏——”。到跟前后她赶忙让我别这么喊,说她现在叫“陈璧如”了,还开玩笑说,你叫静如,我叫璧如,好记。快解放时她又消失了,编译馆那边还打电话问过我,我哪知道呢。后来听说,是地下党悄悄安排她去解放区了。
..成立后,她又叫回了陈琏。20世纪50年代她在北京工作,是青年团少儿工作部的部长,还有其他的什么头衔,上下班有小车接送。她成了领导干部,我们同学和她就没什么来往了。虽然..不是..,反对等级观念,但我们慢慢地还是有了距离感。不要说我这样的群众,就是原来是地下党、后来没当官的那些同学,和她也不怎么来往了。读书时同学中和她关系最近的要数孙稚礼,她俩也不大来往了。不是陈琏自以为高人一等,是我们觉得地位悬殊,往上凑没意思。
我们对蛮左的人也是保持距离的,陈琏后来就蛮左的。同学、熟人间还是会提起她,从她工作的地方经过,会提一句“陈琏就在那大楼里上班”,却不会想起去找她聊天。1957年,袁永熙被打成了右派,陈琏和他离婚,从北京到了上海,孩子归陈琏。据说上面让她离婚,她就去找周总理。都说周总理是保护家庭,阻止犯错的人离婚的,其实也不全是,要看对什么人,对陈琏,就让她离了。陈琏原本“小辫子”就不少,光是家庭出身,还有那次被抓后怎么好好地出来的,就让她说不清了,再有个右派丈夫,日子怎么过呢?
到了“文革”时,陈琏再也躲不过去了,被斗得受不了,最后跳楼自杀,从南京路石门一路那儿的高楼上跳下来,很惨。那个年头,有过被捕经历的人罪名是现成的,陈琏无法解释她被抓了怎么没吃什么苦头又被放出来。要是说“夫人”保的,就更麻烦了。造反派斗她,死揪住这一点,一口咬定她是变节了才被放的。陈琏死后,从她身上搜出一个纸条,上面就一句话:我不是叛徒。
关于她的一些情况,我还是读了她姐姐儿子同学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——也不知是《钟山》的自由来稿还是他们组来的,是一篇“报告文学”(当时特别流行这个,经常引起轰动),题目是《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琏》。当时的《钟山》主编刘坪大概因为我认识陈琏,文章发表之前就让我看,也算是“审稿”吧。这样的文章当时还是很敏感的,刘坪很小心,把题目改成“陈琏和她的父亲陈布雷”——陈琏的名字放到前面,意思是主要写共产..陈琏,不是..高官陈布雷。
刘坪怕惹事,又把文章寄给陈家人看,核实情况。陈琏的姐姐在杭州,倒没说什么,只说现在没看出什么问题,保留以后发现问题后提出来的权利。最终,因各种原因,文章没能发表。
陈琏与袁永熙
何如
何如是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的同学,班上老大哥式的人物。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,家境不是很好,他学习特别用功,成绩特别好。范存忠先生很看重他,要他留校任教。当时班上很多男生报名到美军中当翻译,他优哉游哉的,说范先生不叫他去,他要做学问。后来上面下令征调,外文系四年级男生统统去当翻译,范先生也没办法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原本就不想去,那段日子他对美国人的印象不太好,他对我说,领工资时,美国人坐在那儿大模大样的,桌上放一把手枪。他觉得大家一起抗日,美国人干吗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?当时工作出色的学生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,但何如没想到这些,不光是因为对美国人印象不好,更重要的是他要养家,他家里都靠他。
抗战胜利后他想回中央大学,这时那个位子已经有人了,是曹惇。何如和曹惇是好朋友,曹惇结了婚有了孩子,也要养家,不可能把位子让给何如。何如因为给美军当过翻译,到南京后可以住公教新村的房子,后来经朋友介绍,他去了“励志社”——其实就是黄埔军校同学会。他对政治完全没兴趣,也不喜欢..,只是找个饭碗而已,但这后来成了“严重的历史问题”。
在励志社他干的还是翻译的事,因为业务好,做事兢兢业业,总干事黄仁霖很欣赏他,但他一点没有往上爬的念头。他在励志社时我还到他那儿去过,为了看集体婚礼——五十对新人在会堂举行仪式,男的都穿西装,女的一概披婚纱。集体婚礼在当时是新鲜事,听何如说有这事,我就带着赵苡让他领我们进去看热闹。
后来..跑了,他又得找饭碗。有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要他帮忙——时局变化太大,美国老板走了,让他和一个会计维持着,是他在远征军时认识的人介绍的。没多久酒店被没收了,他要接受审查。幸运的是,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需要大量外语人才,他和方应旸、曹惇都被分配到了北京,他感激得不得了。
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一段时间后,他被分到中国作协主办的《译文》杂志当编辑。1956年我和赵瑞蕻要去东德教书,行前在北京和中大的老同学聚了一次,有陶琴薰夫妇、曹惇夫妇、方应旸夫妇,还有何如夫妇。那时大家过得都还比较舒心,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,轻松热闹得很。曹惇喊一声“暴风雨般的掌声”,我们就拼命拍手;再喊一声“经久不息的掌声”,我们又使劲鼓掌,还喊“毛主席万岁!”。这是当时报纸上常出现的对热烈场面的描写,因为是给我们送行,大家就把这些搬出来模仿。
何如可能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一份感激,因为组织上对他似乎很照顾。他那时的上司是杨朔,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散文家。他找何如谈话,说到何如的“历史问题”时,表示在励志社工作一事,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,还有对他的保护,只是内部掌握,不对外讲。意思是要他好好工作,不要背包袱。何如周围的人果然也都不知他在励志社那一段。何如是不声不响、很谨慎的人,..成立初期的审查很让他害怕,杨朔这番话让他放心了。是不是不再战战兢兢了,不好说,但他肯定是感激的。后来让向党交心时,他就把他的感激说出来了。
他说..是实事求是的,不像..,如果像..一样,那不是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了吗?当时发言都是要做记录的,也不知怎么的,到了记录上他原是感激的话变成了攻击的话,说他说的,..和..一样,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。这还得了?!他因此被打成右派,还是极右。“文革”后他跟我说这事,说他原话里的“如果”没了,我跟他说,你搞什么虚拟语气嘛!
惩罚很严厉,何如被送到北大荒的兴凯湖劳动改造。在那里,他和巫宁坤遇上了。在联大时,巫宁坤比我低一级,我们互相知道,但不熟,没什么来往。他们聊天时说到过去,说起各自的学校、同学,不知怎么提到了我,一对名字,“杨静如”,居然是共同的熟人——那时我和巫宁坤还不太熟,但他留学美国时和穆旦认识,两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,巫宁坤回国后一度在南开任教,穆旦1953年回国后也在南开任教,没准提到过我;还有巫宁坤出国前在上海时,和汪曾祺是巴金家的常客,他们和萧珊是很好的朋友,没准也提起过我。在那种情况下,说到一个都认识的人,是一种惊喜,会拉近关系。不过他们俩一个内向,一个外向;一个大胆口无遮拦,一个小心谨慎,后来好像也没走得太近。
他们都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和我联系上的。怎么通上的信,我已记不清了,清楚记得的,是真正见面时的震惊。他们变化太大了,特别是何如。因为在中大时同班,1956年还见过面,我印象中他的样子是很清晰的。大概是1978年,何如已经被改正,到南京来找工作,之前他在北大荒劳改结束后到了江苏宝应乡下,一直在当农民,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。他摸到我家,我差点没认出来——他原来是文弱书生的样子,此时憔悴黑瘦,看上去像个农民,不光是因为穿戴,还因为他手里拿着的扁担,他是用扁担挑着东西来的。我领着他去范存忠先生家,他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,我希望范先生能帮他想办法。见面后范先生看了他半天,说了一句:“何如,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?!”
“文革”后许多老朋友、熟人劫后重逢,经常是这样的震惊:那些年小心做人,生怕担上“反革命串联”的罪名,多年不敢互相联系,再加上精神压抑,生活艰苦,再见面时在彼此眼中真的是“面目全非”。
何如在南京没地方落脚,在我那儿住了几天。那一阵赵瑞蕻在北京出差,陈瘦竹先生就提醒我,说,这样不合适吧?他的意思是何如是男的,这样影响不好。陈先生是好心,被“文革”搞怕了,担心“革命群众”动不动就往男女关系上想。我说有什么不合适呢?老同学呀!再说何如现在这样,你让他住哪儿去?那时候没酒店,只有招待所,住招待所要单位开介绍信,就算有介绍信,那时何如也住不起。那时亲戚朋友来,都是住在家里的。
从巫宁坤、江瑞熙处得知穆旦后来的情况
“文革”后我和巫宁坤第一次见面,是我去看他。他已被改正了,在芜湖医院里疗养。芜湖离南京不算远,坐火车当天可以来回,我就去看他。他住一个很小的房间,床上堆的全是书。我们说了很多话,主要是说穆旦,我很想听他说说他知道的情况。
巫宁坤
穆旦去世是江瑞熙(诗人、翻译家,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)写信告诉我的。那时我在南京师范学院的翻译组译联合国文件,虽然已经“解放”了,但之前七斗八斗的,我一直还有一种被管制的感觉——收到信,他们问我哪里来的,我就非说不可似的。不过那封信用的是新华社的信封,我倒没怎么被问。信上一开始就说,“……良铮已经去世了”,我看来看去,眼睛里就是这一行。江瑞熙、巫宁坤他们得到消息后都哇哇大哭,后来见面时再提起,他们当着我的面也都哭了,大男人,哭得哇啦哇啦的。我是不会哭的,就算当时周围没人,我也不会淌眼抹泪。但当时的系主任老桂看我脸色有点不对,说,杨老师,你到隔壁休息一下吧。翻译组在的地方原来是越南留学生的宿舍,有两间屋,一间给我们工作用,一间堆放资料,平时没人。我就到没人那间独自坐了一阵,脑子里一片空白,啥也没想。
赵瑞蕻从北京出差回来就跟我说,这次见着杜运燮(诗人,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)、江瑞熙了,真没想到,查良铮去世了。他把这事当新闻,我拿张报纸看,一声不响,也没表示吃惊,因为之前已经知道了。他说查良铮这样,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我没接话,不过从有些方面来说,我也觉得他解脱了倒好,整天在图书馆,见人矮三分,还要扫厕所,这样的日子怎么熬?
那段时间我听见“谁谁谁去世”时,常有这样的想法,“文革”那道坎太难过了,对许多人来说,真是生不如死。巴金对我和穆旦的关系是了解的,他早就知道了穆旦去世的事,来信中却一直没提,直到我告诉他,他才说已经知道了,他不提是担心引起我“感情上的波涛”。我对巴金也表达过这对穆旦也算一种解脱的意思。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,穆旦要活到80年代,就不同了,他一定会写出不同凡响的诗。
穆旦去世时是1977年,虽然“文革”已经结束,但还在提“两个凡是”,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,穆旦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还没摘下。要不是李政道回国,..接见他,他提出要见穆旦夫妇,穆旦的改正还得往后拖。(李政道、杨振宁、穆旦、巫宁坤在美国时来往很多,还在一起讨论要不要回国,结果李、杨没回,穆旦和巫宁坤选择了回国。)当时南开接到通知,让周与良(穆旦妻子)去见李政道,周与良不知见了面说什么好,就问巫宁坤怎么办。巫宁坤跟我说这事时挺得意,说,静如,你看我这主意好吧?——巫宁坤点子多,他给周与良出主意,让她说,不好去,去了是什么身份呢?“历史反革命家属”?李政道问起,难道就说穆旦死了,现在还没改正?
穆旦与妻子周与良
这话汇报上去,不久就给穆旦改正了,开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,有很多花圈,当中很显眼的,是周叔弢送的,上面写着“贤婿查良铮”什么的。之前周家对穆旦一直不怎么好。周叔弢是“红色资本家”,政协常委,爱国民主人士。周家长子周一良对这个“历史反革命”一直是保持距离的,怕被牵连。周一良后来在回忆录里为此道过歉。
(原文《中央大学同学(上)》刊于《名人传记》2022年第6期 口述/杨苡 整理/余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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